Should homosexual couples have the legal right to marry?

KWOK WING KIN¹

The issue of the legal right to marry of homosexual couples is heat in the past decade. More and more states recognized the homosexual couples’ legal right to marry. In the states that have not recognized the legal right, there have been hot debates. Indeed, fighting for the legal right to marry is important to the movement of homosexual. If this right is admitted in most countries, then the homosexual couples enjoy almost the same legal status with the heterosexual. Besides the advantage for the homosexual, the success also indicates our society has a great step forward in equality. It will encourage us to eliminate other unreasonable discriminations, I believe.

2009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幹事會就職典禮發言

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小姐、黃毓民先生、校長資深顧問史秉士教授、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博士、各院校學生會代表、各學生會屬會代表、各位同學：

今日我被我的下莊邀請到來演講。本來我認為他們只不過是例行公事，找上莊用一兩分鐘偱例說一些話、多謝一些人而已，從來點綴一下這個就職典禮，有一些新舊交接的味道。但是當我問他們我有多少時間演說，他們竟回答我，我有五至十分鐘的時間，令我不得不好好思索今天要講甚麼內容。

首先，就讓我從我們現在身處的環境說起。

大家都知道大家現在身處在學生會的就職典禮，並不是甚麼廣東社團、國慶酒會之類的社交場合。既然是這個就職典禮是關乎學生會的話，我們就應該想一想學生會是甚麼。

大學充滿著教職員工、學生，應該是社會上一個充滿著知識份子的地方。容許我在此借薩伊德在其著作<<知識份子論>>中所引述葛蘭西對知識份子的定義。葛蘭西在<<獄中札記>>寫道：「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但並不是所有人在社會都具有知識份子的作用。」即是說在座各位都是知識份子，但不是每個人都以知識份子的作用影響社會。學生會在一個充斥著知識份子的場所，究竟要扮演甚麼角色呢？我的答案十分簡單，學生會就一個讓學生實踐以知識份子的作用影響社會的地方。當然，我所講的並不只是學生會如何介入社會事務，亦包括學生會如何治理自己的組織，在學校如何參與校政，因為兩者最終亦會對社會產生影響。

我在此並不打算多談學生會如何實踐我所指的角色，因為這些事情我在傾庄已向他們談及，在我的年終報告亦有所述。學生會的身份是一時，但是知識份子的身份是一輩子。故此，我們在座各位都會被知識份子的身份困擾一輩子。

在此，我實在不得不分享薩伊德（Edward Said）的<<知識份子論>>。薩伊德是一名巴勒斯坦裔的美國學者，當代文學學者及文化批評家。薩伊德的代表作為<<東方主義>>。他對後殖民論述的建立及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

（遺失了手稿）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升本港青年社會意識之我見

郭永健

香港回歸至今十二載，民主道上寸步難行，政府施政向大財團利益傾斜，貧富懸殊日漸加劇，基層生活苦不堪言。此外，在封閉的官僚體制下，官員無視市民的聲音，諮詢只為門面，各樣的社區規劃及文化政策，均不能與時並進，貼近市民，所反映的只是政府官員的無能抑或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

際此時刻，香港迎來全球金融海嘯，難得兩三年的經濟復甦又重回衰退，令新自由主義下的自由放任經濟神話迅即破滅，令人不再只關注財富的創造，更關注財富的分配。另外，在後殖民時代的香港，年青人的本土意識增強，香港對其而言，不再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加上，互聯網的所起社會作用日見強大，無論是在組織動員，或是訊息傳播，當中的速度及即時性，均是以往所有媒介不可比擬的。凡以上種種，均有利於社會群眾的覺醒。當中，猶以青年階層最為關鍵，因其掌握的資訊工具以至其思想開放程度，均能使其改變甚大，從而推動往後社會的進步。故此，提升青年社會意識的工作實刻不容緩。然而，開展相關工作實知易行難，以下本人嘗試就此問題表達個人的看法。

「但社會自覺畢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東西，要是個人與社會開闢了一種獨特的紐帶，通過它社會變得世俗化了，是可以而且應該由人所改造，個人的無能感亦開始消失了，普遍的反省幫助社會的人群發現本身的力量。」七十年代社會運動的先行者吳仲賢如是說。故此，提升社會意識不單是使人多些留意社會發生之事，接收多一些新聞資訊，更在於使人產生質的變化，就是發現自身的力量，批判現存的社會，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這種質的變化是不斷的，人在不斷獲取資訊及參與各樣行動下自我反省，不斷的使自己思想的深度及廣度增加。

提升社會意識的關鍵為使人產生社會自覺。一旦產生社會自覺後，人便會懂得挑戰現存社會，需要接掌握更多的知識及累積更多的經驗去達成此一目的。故此，令人產生社會自覺後，提升社會意識的工作將會事半功倍。可是，如何使人產生社會自覺呢？人們覺醒的原因通常為個人在周遭環境遇上了不公義的事情，或社會發生極大的事件，震撼了其自身的價值觀。在此，組織者需要在其舊價值觀不再，新價值觀未立之時，傳遞進步的訊息，使之能改變自己，發現個人的力量。這樣的工作需要掌握時機，從大環境產生轉變時作為切入點。

本人嘗在金融海嘯伊始，本地立法會選舉完結後，邀請黃毓民、梁國雄及基層大學成員如同學分享本地左翼政治團體的過去及現在。這個活動旨在使同學認識到在自由經濟論述充斥下的香港，左翼政治的可能性，以及除了民主的議題外，階級的對立亦為一重要的議題。當然，各樣的議題亦應有不同的手法去提升社會意識。如零七年馬力所發表的六四謬論，是非已是分明，故本人亦嘗以較激進直接的手法，即遊行往民建聯總部，抗議馬力之言論。除了以上單向的方式，要有效提升社會意識，亦應有深度的討論，否則只會附庸如主流的論述。如台獨問題，本地主流媒體均無不反對，但是除了以國族主義審視問題外，卻欠缺了對於台灣本土歷史的剖析及對民主自決權的探討。本人在任舍堂時事秘書時，便曾以討論會方式，討論國家存在的意義。

以上的舉例都是本人在校園內的經驗，但是青年除了在學的大專生，更多是在職的青年。雖然香港工人參與工會的比率並不算低，但是不少參與者的目的都是為了福利。在缺乏固定場所及固定的群眾基礎下，提升社會意識的工作更多需要在街頭進行。本人曾在旺角西洋菜街舉辦有關政制改革的論壇及宣傳七一遊行的街站，亦嘗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平反六四的絶食。這類的活動主要目為爭取青年在工餘逛街時注意，並且透過交談了解對方想法，令對方思考該些議題。

上述都是提升青年社會意識的一般方法。但是無論是在職或在學的青年，自身面臨的限制都不能忽視。現在的在職青年普遍都需要長時間工作，往往每天付出多於十小時，況且其工作升遷的前途亦無保障。在學的青年亦面臨畢業工作機會的競爭激烈，導致在學時成績的比拼亦變得激烈，使思考社會問題的空間及時間大不如前。青年人在面對越來越大的壓迫下，終會在關鍵的時刻出來反抗。故此，對本港青年社會意識的工作應為鼓勵其反思自身所身處的環境，並結連整個社會的問題，使其不安於默默忍受現狀，敢於挑戰既存的社會。學聯以往關於學生資助及副學士政策的行動便是朝著此一方向。另外，網絡作為討論及動員的工具角色更為重要。網絡能夠突破時空的限制，使一切資訊都能在何時何地尋找，亦能突破主流媒體的壟斷，令小眾議題都能獲得關注。同樣，網絡更形成了網民的身份，使不少青年在介入社會事務上有其獨特的位置。本人曾參與的「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權」遊行便是在此環境下產生。 總括而言，社會意識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亦不是一門學識，只有授與被授的角色。組織者應不斷進行意識提升的工作，亦應不斷反省，以期在反省中更去學懂貼近群眾，並掌握形勢，使運動有著更堅實的基礎。

二○○九年七月五日

從《六．二絕食宣言》到《零八憲章》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郭永健

二十年前，劉曉波、周 舵、侯德健、高新在天安門廣場面臨鎮壓時進行絕食，發表了《六．二絕食宣言》。宣言旨在提倡民主、摒棄暴力、自我反省的精神。

去年十二月，劉曉波與三百零三位中國各界人仕為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在「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的時刻，公佈了《零八憲章》。憲章旨在促進中國人權的改善及民主化的進程，推動中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

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來，《六．二絕食宣言》中所提倡的民主、摒棄暴力、自我反省的精神，在中國從未實踐出來。相反隨著經濟增長、政治改革滯後，國人只顧追名逐利，造成貪腐重利之風。基層在經濟改革中，未能分享任何成果，更身受非法徵地、勞動條件差劣等官商勾結的禍害，對社會的不滿與日俱增。在此兩極化的環境下，民族主義之風熾烈，仇外且敵視國內任何異議者，動輒以傷害民族尊嚴以至顛覆國家罪加以圖謀。

二十年後，劉曉波雖嘗坐牢之困厄，但仍堅持其在宣言中「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的精神，不懼再次身陷囹圄，起草《零八憲章》，以公民實踐的精神，發起聯署運動，呼籲社會各階層推動中國邁向法治、民主。《零八憲章》勾勒出中國理想的藍圖，不緩不急地指出中國應往何處去。

從劉曉波的身上，我們看到是知識份子應有的風骨。二十年的歲月，並沒有使其意志消磨，反而更使他不屈不撓。二十年的過去，使得當年猶在襁褓中的我們成長，並廁身大學教育。可是，我們可有繼承六四的遺產？當二十年後的今天，當年飽歷風霜的知識份子仍在為著中國的前途奔走呼告，我們可有想過承擔促進中國民主的責任？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身在香港的我們，已不能把自己置身於中國的發展之外。我們除了維持自己表面上的一點自由外，更應為著中國每一個公民的自由發展而努力，否則我們僅有的自由亦會逐漸消磨殆盡。身為知識份子的我們，更應發揮知識份子的作用，不因禍福而趨避，盡力謀求人民的福祉，讓百多來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不至埋沒。

一張紙n 種可能

To:  HKU student

今年，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部（以下簡稱通識部）為每位同學寄上一份印刷精美的課程刊物。然而，在如此吸引人的刊物背後，又誰知道大自然受到怎樣的破壞呢？ 

今年的通識教育課程小冊子<<一個人 n種可能>每本重約135公克。根據世界野生物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的調查，每耗用一噸的紙張，便要砍伐約17棵樹，使用約26,876公升的水及4,100千瓦小時的能源，最後造成約2.5 m3的垃圾量。 

11600 X 135公克 = 1.57噸 

那麼，就以港大本科生人數約一萬一千六百人[1]計算，通識部每個學期的印刷，就令約27棵樹被砍掉，耗用了約42084公升的水及6420千瓦小時的能源，最後造成約4 m3的垃圾量了。 

這是自詡以「培養同學成為世界公民的視野」為宗旨的通識部應所作為的嗎？ 

相信每位同學都會知道砍伐林木對大自然造成鉅大的破壞。現在地球，每十分鐘便有一種物種消失，人類的滅絕正是迫在眉睫。熱帶雨林被砍伐後﹐居住在裏面的植物和動物就失去棲息之所，因此面對絕種的威脅。而所帶來的全球緩化問題，更正在對地球的生態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例如由於海水暖化，地球四成的珊瑚礁將於2010年死亡，而眾多於珊瑚礁孕育的海洋生物終不能幸免。 

因此，浪費紙張並不是「環保啲」的問題，而是更關乎全人類及所有生物的生存。 

從實際角度來看，通識教育在香港大學已推行了十二年，一向口碑載道，每年同學都熱烈報讀這些課程。況且，通識部在校園不同當眼處己張貼了色彩奪目的海報，相信自能令同學留意。在如此良好的口碑及足夠的宣傳下，相信不愁缺乏同學報讀，通識部又何用廣發刊物給全體同學，又何不上載於網上供同學參考？ 

引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詩： 

從一粒沙看世界， 

從一朵花看天堂， 

把永恒納進一个时辰， 

把無限握在自己手心。 

希望同學能從一張紙看世界，看世界正承受的人為禍害，看世界大自然面臨的危在旦夕。 

我們要求： 

1. 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部停止郵寄課程刊物，改用環保的途徑來宣傳。 

2. 大學有關當局於校園內增設回收筒，方便同學丢棄廢物。 

此外，我們呼籲同學： 

1.將通識教育課程刊物交回通識教育部（梅堂地下G21室）以示不滿。 

校園監察力量 

二○○七年九月十五日